2008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未能引起媒体的足够关注，那便是经济领域30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假设的坍塌。

　　自从里根上台，自由市场的陈词滥调就通过复杂的经济分析，走上美国的经济大舞台。但在目前的危机中，那些经济观点终于失败，无一幸免。保守派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生病了。

　　曾经涉及经济发展的要点是：监管是问题，放开监管是解决方案。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无所谓，唯一靠得住的政策是诱导投资人投资，以“做大馅饼”。自由贸易使经济增长，任何对此的异议都被冠以“保护主义”。

　　他指出，在1999年，美国国会用一套宽松的银行规则取代了新政时代(New Deal-Era)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在美国,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区别开来，禁止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银行下属的子公司从事证券的承销和交易）。“我们让投资银行进入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减少监管，放手让它们活动。”这就给银行业埋下了后患，造成按揭的烂摊子和级联的灾难。

　　弗兰克是个自由派人士，但却不能这么说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不久前的一次讲话中，他就像是“新政者再世”，呼吁在银行业方面“建立强健的框架，审慎监管投资银行和其他大型证券期货交易商”。伯南克还敦促国会尽快开始考虑对金融市场监管方式进行大规模改革，但他也指出该问题比较复杂。

　　伯南克指出，美联储需要更多的权力来监控“金融市场的结构和运作”，因为“最近的经历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监管的重要性”。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繁荣、详细的信息以及交易者之间的借贷活动，都有赖于政府的插手。这才是一个大政府应该做的。100年内，这已经是第三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经济思潮的溃退了。在柯立芝时代，经济大萧条抹黑了激进的自由放任学说，使之失信于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滞胀削弱了新经济政策，而呼唤一种更加激进的自由市场理念的重生，由此，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并开始兴盛起来。而眼下正在发生的恐慌将意味着最新的金融规则时代的结束。

　　在此过程中，吸引眼球的是那些敬畏资本主义的保守派正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方式作自我批评。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经济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的欧文·斯戴乐（Irwin Stelzer）说，次贷经济危机出现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放贷方迅速出售他们的抵押贷款，以避免分担借款方的贷款坏账的风险。

　　他说：“谁埋下隐患，谁就要承担风险，必须确认究竟谁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这就意味着要制定一系列的规则，没有办法可以绕开此路。”

　　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会不会增加社会的不平等？一些保守人士对此表示担忧。斯戴乐不是其中的一员，但也批判这个“产生不平等性的危机过程”。

　　斯戴乐也是一个商业顾问，认为“保存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寻找新的方法，让“补偿与表现挂钩”。弗兰克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那些CEO们能够化解承担的风险，将会从中大大受益。反之，如果风险导致了严重的损失或者灾难，那就是现在的经济模式造成的。

　　弗兰克同时呼吁对自由贸易影响进行新思考。他指出不能否决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全球化是薪水滞涨的原因，产生了大量流动资本。”资本的流动、海外建厂和外包工作，虽然让公司利润上升，却没有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从而赋予雇主极大的优越性和主动性。在和雇员谈判中，“你可以甩甩手走人，但是他只能让你牵着鼻子走。”这样，没有工作机会的“经济复苏”只不过是个泡沫而已。

　　“自由贸易使财富增加，但财富仅仅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弗兰克说。即将到来的口舌之战不是为全球化关掉大门，而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倾听他们微弱的声音。

　　在竞选大战中，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一直死抱着传统的旧经济政策，在税政、健康保险制度改革、贸易、政府支出，还有其他诸多相关议题上，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都大相径庭，而奥巴马为政府扮演了一个温和的、更积极的角色。但是，经济假设远比竞选大战中华丽的言辞变化得快，弗兰克表示，“现实已经到来”，美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不管谁在今年11月大选中获胜，未来华府决策都会大幅改变，但现在一切都为时尚早。

　　（作者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LATWP授权刊登，王繁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