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应邀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举办的“金融体制创新：问题与挑战”研讨会，并发表精彩演讲。他围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直接融资发展、商业银行体制和业务创新以及金融宏观调控等金融改革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深入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涉及广泛的系统工程，把农村金融机构建成财务健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金融机构需加快创新

　　在谈到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和农村金融产品面临挑战和创新时，周小川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广泛的系统工程，一是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将来的作用和取向的研究，涉及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和分工。二是资金流向上如何支持“三农”的资金需求，其中包含两个重要的内容：邮政储蓄从农村抽离大量资金的问题如何解决；再就是参考其他国家实行的社区再投资法等做法，使有关金融机构从社区吸收的资金中，有一定比例要用于本社区。三是关于农村存贷款利率方面的政策研究。四是农村金融机构在国家给予适当支持并摘除历史包袱以后，如果仍出现经营失败而需要退出市场的时候，如何设置退出机制。五是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此外还有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农村金融监管等专题内容。

　　他说，从国际经验看，世界银行对农村金融问题有一个报告，提到了过去老的“农业信贷模式”和新的“农村金融模式”。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是根据我国自己的经验教训来推进的，但从国际范围来看，也有“新模式”中的若干共性内容，就是解除利率管制；注重农村金融机构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和尊重商业原则；政府的支持强调要有针对性，注重对效果的评估；强调农村金融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制度建设、组织结构建设以及对它们的监管。在这次农信社改革中，国家的支持不是简单的信贷资金上的支持，而是要强调微观机制的改革，并使农村金融机构解除历史包袱，真正建成财务健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金融机构。国家所给予的支持是与这些效果挂钩的，事后都要进行评估。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思路变化，同时也是一种创新。

　　据介绍，农村金融始终面临着一个难点，即小农户贷款问题，这个难点在中国如此，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是如此。小农户贷款成本比较高，信息处在基层且非常分散，风险相对大一些，业务开展的难度较大。从世界范围来讲，很多国家都在探索，但多数做得不成功。有少数成功的经验，均表现出了体制创新、组织创新、产品创新的特点，其中一些经验注重把信贷、互助、抵押、保险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用。对于大金融机构来说，小农户的抵押品或担保到你的手里可能不管用，但在社区范围内却可能是管用的。总之，把信贷、互助、抵押、保险甚至其他的做法更有机地在社区内加以结合，通过不断的探索，可能会闯出一条新路。

　　周小川说，农村信用社目前承担着我国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通过这次改革，农村信用社体制要在挑战和创新中不断进行探索和完善，不断向前推进，同时也可以鼓励其他组织形式的创新。在创新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监管，防止新出现的金融组织、金融产品中的风险，把创新中不可预知的负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

　　通过多种途径，促进股本投资与债务融资的协调发展

　　在谈到融资结构问题时，周小川说，从今年的经济金融统计指标看，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较大，贷款增长比较猛，加上保险资金的一部分会转入间接融资渠道，从比例关系上讲，间接融资占比越来越大的问题较为突出。

　　周小川用股本投资（包括对企业的直接股本投资）与债务融资这种划分方法，深入分析了全社会的股本、债务比例关系。他说，我国储蓄率已达GDP的40％左右，今年还可能略有上升。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还非常踊跃，每年新增加部分又相当于GDP的5％左右，相当于运用外国人的储蓄。这么高比例的储蓄率需要有合理的使用结构，如果债务融资渠道进行运用的比例过大的话，会使得全社会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恶化，会加大整体的金融风险，也不利于整个社会金融结构的改善。这种状况如果长期保持下去，不仅会带来宏观方面的问题，也会带来微观层面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小企业贷款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由于直接投资渠道不畅、资本金筹集不足。

　　周小川强调，解决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悬殊问题，既要充分考虑我们的国情，又应有所创新。首先要使银行体系更加积极地销售直接融资产品（股本投资产品）。近几年，我国基金业发展不错，基金的销售主要是由银行系统代销，商业银行的角度有一定的积极性，但组织保证和激励机制还不到位。有些国家有货币市场基金，是商业银行自己的产品，销售时就与代销不一样。在我国商业银行主导融资媒介的状况下，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发挥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主动性（其中也包括组织结构上的安排），问题的解决就会比较慢，从而使风险逐步积累。其次，在政策上要体现对直接融资的支持，要使储蓄者感觉到直接融资产品在不少方面比储蓄产品更有吸引力。再有，在监管政策方面我们也有运作的余地，当我们严格按照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实率进行要求时，银行吸收存款再放贷必然增加其风险资产数量，这就意味着你要有更多的资本金。当银行没有那么充裕的资本金时，就会考虑少用存贷款产品，多用客户自担风险的金融产品。

　　谈到发展债券市场，周小川说，发展有个模式与现实之间的选择问题，很多西方国家的债券市场也是从弱发展到强，其机遇与动力跟我们的现实基础可能有所不同。仿照别人的模式发展一般比较牢靠，但可能动力不足。

　　他介绍，我国债券市场主要的产品是国债、金融债、公司债、项目债。中央银行要支持利用各种金融工程方法，把金融产品（包括信贷衍生产品）转换为市场所能够接受的债券产品，也包括金融债的形式。由于我国目前在债券产品和市场上仍存在着若干体制上的不顺，这些问题的解决恐怕有一定难度，因此要平衡什么是最优选择，什么是次优选择，什么是次优而又比较可行的方法。总之，要找出自己的路子，把债券市场的蛋糕做大。

　　更多地关注社会保障体制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周小川联系社会保障阐明了对完善宏观调控的精辟见解。他说，社会保障体制已经成了我国宏观调控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瓶颈环节。以往我们说宏观调控，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近年货币政策的扩张程度已经比较高了，特别是今年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长都比较快，财政方面仍继续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很多资金最终已变为消费型资金。但是问卷调查和商业银行的调查表明，尽管居民手中的钱很多，但消费需求依然不够高。如果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张的结果看不到消费的增长，而是储蓄率的持续增长，那就值得忧虑。问卷调查和商业银行的调查反映，在收入增长条件下，影响消费需求的几大因素一是退休保障，二是医疗保障，三是对下岗和失业的担忧，四是子女教育费用。前三个问题都在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不能够有力地巩固消费者的信心，那么我们将面临加大货币供应量、积极财政政策运用后仍见不到满意的消费扩张的尴尬局面，我们总不能不计后果地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因此，社会保障体制的选择、改革、进展已成为我们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对症下药，不可能用其他政策完全替代。

　　他指出，我国正面临社会老龄化问题，老龄化问题对储蓄和消费倾向均有巨大影响。我们跟日本的社会老龄化程度相差十几年，所以研究日本的老龄化情况对中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周小川认为，社会保障体制的选择及其改革，直接关系到储蓄总量和储蓄模式，其对直接、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股本投资和债务融资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力，远大于金融业可能想到和可能采取的措施。因此，在通过金融手段仍达不到理想效果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把社会保障体制问题放入研究的视野，从更全面的范围考虑金融体系如何创新。

　　他分析说，我国的社会保障确实存在诸多的困难，从消费信心的角度，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退休金、低保有没有百分之百支付到位问题，但问题还不止这些，还涉及到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运用以及储蓄模式问题。如果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就可能经常会出现支付不到位的情况。既使支付到位，是否就能保证消费信心？从而使得消费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其中一大难题就是中国属于城乡差异特别大的国家，社会保障特别主要针对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并没有都包括在内。城乡差别又造成了农民不断进城打工，完全不包括进来也不合理，但包括进来必然会加大支出负担或者降低保障水平。保障水平高了保不起，保障水平降低后虽然可能支付得起，但是否对消费者信心有足够的支撑？因为消费者会考虑，如靠社保而社保标准又较低，还是要自己多攒钱才行。而储蓄产品的风险低，正符合这部分人不愿承担风险的需要。如果怀疑自己将来养老金的稳定性，则必然会影响自己当前的消费倾向。《金融时报》2003年08月25日 记者 卓夫